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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月23日 星期六

HONG KONG ▎徐克Tsui Hark






關於徐克





對於香港電影來說,徐克建立了兩個功績,一是參與了香港電影新浪潮運動,促進了香港電影從傳統向現代的過渡,跟上了世界電影發展的潮流;另一個功績是創造了一種特殊的電影風格。 

  徐克在殺入電影界開創香港電影新浪潮時顯示出兩種風格,一種以《第一類型危險》為代表,一種以《蝶變》為代表。《第一類型危險》來自青少年成長題材,這是自法國新浪潮電影開創的母題,如特呂弗的《四百下》,但是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和地區的新浪潮電影比徐克表現得更憤怒、更暴力、更直觀地表達顛覆一切的情緒。與此相比,法國新浪潮大師戈達爾的代表作《筋疲力盡》反倒顯得文雅收斂。這部影片當時一度被禁止發行,徐克的這條創新之路就被堵死了。他似乎被迫只能沿著《蝶變》的方向前行。普遍認為,《蝶變》是武俠片與科幻片的嫁接,師從胡金銓的《俠女》和希區柯克的《鳥》,雜糅美國西部片和日本武士片,但是卻過多地帶有先鋒派的未來主義色彩和黑色電影風格。 

  徐克的成長經歷頗為動蕩,他在越南出生成長,正處於炮火連天的越南戰爭時期,後來移民香港正趕上受內地“文革”影響,到美國留學恰逢反戰運動風起雲湧,方興未艾。這可能在他內心留下一種亂世情懷。回到香港發展,急於表達存在主義的天下大亂之感。但是,他的觀念與當時香港大眾的感覺格格不入,由於經濟起飛,社會安定,人們普遍充滿樂觀和自信,明知前途未卜,也不願有人一語道破,破壞他們的美夢。像《蝶變》這樣用表現主義強調危機四伏的晦澀影片,無法滿足他們的觀賞慾望,因此票房並不成功。 

  徐克不得不改弦易轍,探索新奇的藝術形式為香港觀眾製造夢幻。他監製或導演的影片為香港製造了一批英雄形象,如周潤發的小馬哥,填補了李小龍留下的空缺,使香港觀眾找到了虛構的認同對象。 

  進入八十年代後,黃百鳴、石天等人合作成立了新藝城電影公司,大力推行“新商業電影”,遵循大製作的明快密集,將摩登豪華的陣容與搞笑動作的場面設計共熔一爐的拍攝規律,出品了許多製作精良、題材新穎的各種新式類型片、娛樂片,取得了普遍的票房成功。可以這麼說,香港電影能夠在八十年代中後期取得空前的繁榮,新藝城電影公司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而于八十年代初就已加盟新藝城的徐克,在電影創作和技術革新等方面,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當時初嘗敗績的徐克,經過了一段時間的沉寂之後,改變思路,積極匯入主流。《鬼馬智多星》(1981年)和《最佳拍檔之女皇密令》(1984年)票房的成功,奠定了徐克作為商業片導演的地位,並得到了大眾的認同,也顯示出他在體制內謀求發展的能力。然而,徐克並沒有拋棄他一向的黑色幽默和勇於技術革新的傾向和意識。《蜀山》(1983年)在他的作品之中,並不能算是成功之作,但是,電腦特技和光學合成效果技術(由曾參與製作Hollywood電影史上最經典的科幻電影《星球大戰》的幕後班底製作)在影片中的廣泛運用,卻是一次香港電影向Hollywood的最新電影技術認真取經的大規模嘗試,而且,影片中仍然洋溢著徐克所獨有的虛無主義色彩。 

  徐克電影大多具有模糊的、充滿游離不安情緒的時代背景,電影題材雖然都不一定是原創的,但卻是對舊有題材的重認和再創新,賦予其現代的觀念和情感。比如後期代表作《黃飛鴻》(1991年)系列、《青蛇》(1993年)、《梁祝》(1994年)、《花月佳期》(1995年)、《刀》(1996年)、《七劍》(2009)等等,這些都是將類型電影進行再創新之作,而獨有的“黑色”徐克風格在這些影片之中也得到了精妙的體現。影片中新技術的運用、鏡頭語言的實驗、情感效果的組織、人物性格的典型化和對白的哲學意味,這些都是徐克電影的最大特色,也表現出他一貫的繼承傳統、推陳出新的創作思路。 

  不僅徐克自己導演的電影作品獨具魅力,而且由他監製的電影也是既叫好又叫座。與已故的新派武俠片大師胡金銓合作的《笑傲江湖》(1990年);與號稱“將舞劍拍得就象舞蹈一般”的程小東合作的《笑傲江湖2之東方不敗》(1992年)、《倩女幽魂》(1987年)系列、《秦俑》(1992年)等;與李惠民合作的《新龍門客棧》(1992年);還有與“暴力美學”大師吳宇森合作的《英雄本色》(1986年);與善於塑造人物性格的傳記片導演潘文傑合作的《新上海灘》(1996年);包括與陳偉文合作的香港第一部全電腦動畫片《小倩》(1997年)等等,都是香港電影中的代表之作,素質直逼甚至超過好萊塢的作品。






而徐克電影視覺技術和主題意識的發展和提高,也是在這些合作電影中不斷的實踐獲得。在《笑傲江湖2之東方不敗》中,徐克將金庸的原著去其繁複,取其神髓,不僅拍出了小說中的豪情與精義,更滲入了個人的理解,是新派武俠電影開創性的里程碑,與王家衛的《東邪西毒》(1994年)並稱“香港武俠片的極地雙星”;而《新上海灘》卻是對周潤發所塑造的經典電視劇中人物性格和人際關係來了一個徹底的顛覆,賦予了其更為現代的內涵和意義。在影片最後一幕,一個主觀視角的快速推鏡頭的運用,沒有任何相關的音響效果。鏡頭中,劉德華飾演的舊上海黑幫老大丁力頸部中槍,緩緩倒地。在這裡,徐克以獨特的鏡頭語言,表現了一個亂世英雄荒謬而悲涼的末路,堪稱經典。 

  近年來,徐克在香港和好萊塢兩面發展,拍攝了《反擊王》、《KO雷霆一擊》等一些具有香港電影特色的好萊塢作品,雖然並沒有象吳宇森在國外那麼成功,但是,強烈的影像風格和充滿激情的剪接,也已經大大的震撼了美國的觀眾,讓他們認識到了什麼才是徐克風格。 

  在一百年電影公司的支援下,徐克拍攝了《順流逆流》和《蜀山正傳》兩部類型和風格截然不同,但又帶有明顯徐克標誌性的作品,立即倍首關注和轟動。《蜀山正傳》利用了最新的電腦數位特技效果,有著更為開放性的“天馬行空”式的結構想像,代表著香港特技電影的最高境界;而《順流逆流》風格剛猛硬朗,是十足的男性暴力電影,鏡語豐富,剪接犀利,因而被美國最著名的文化雜誌《時代》評為2000年度十大最佳影片之一,得到了國際的肯定與認同。而在去年上映的《七劍》,則真正還我們一個青衫仗劍載酒行的古典式江湖。 

  徐克總是頑強表現個人電影風格。在他的創作中能夠發現一種浪跡天涯漂泊不定的無根感覺,他把這種感覺更多地轉入對於電影本身奧秘如醉如癡的探索中,像一個驚恐而又好奇的兒童一般。






徐克簡介





徐克,原名徐文光,1951年2月生於越南。十三歲開始拍攝八米厘電影。1966年移居香港,完成中學教育。1969年進入美國德薩斯州的南循道會大學,一年後停學環遊美國,後來轉到德州大學(奧斯汀)修讀廣播電視/電影課程,與朋友合拍了一部四十五分鐘的有關美籍亞洲人的記錄片《千鐘萬縫展新路》。1975年畢業後,他在紐約編輯一份唐人街報紙,並組織了一個社區劇社,又參與當地的華埠社區有線電視。 

  他于1977年回港,隨即加入無線電視當編導,參與攝製《家變》、《小人物》、《大亨》等片集。轉投住視後,拍了《金刀情俠》。進入影圈後拍《蝶變》、《地獄無門》、《第一類型危險》、《鬼馬智多星》、《最佳拍檔女皇密令》。83年他拍出了大型科幻武俠片《新蜀山劍俠》,引進美國先進特技。84年創立電影工作室,導演《上海之夜》、《打工皇帝》、《刀馬旦》和監製了吳宇森的《英雄本色》、程小東的《倩女幽魂》等片,開創英雄片和高特技鬼片的新潮流,蜚聲海內外。97年往荷裏活發展,先後拍成《反擊王》及《KO雷霆一擊》。回港後已完成影片《順流逆流》、《老夫子》、《蜀山正傳》及《散打》、《七劍》。 






  作品列表 

  1979《蝶變》(導演) 

  1980《地獄無門》(導演) 

  《第一類型危險》(導演) 

  1981《鬼馬智多星》(導演) 

  1983《新蜀山劍俠》(導演) 

  《我愛夜來香》(監製) 

  《專撬墻角》(策劃) 

  1984《最佳拍檔女王密令》(導演) 

  《上海之夜》(監製、導演) 

  1985《打工皇帝》(監製、導演) 

  1986《英雄本色1》(監製) 

  《刀馬旦》(監製、導演) 

  1987《倩女幽魂》(監製) 

  1988《英雄本色2》(監製) 

  《天羅地網》(監製) 

  《鐵甲無敵瑪利亞》(監製) 

  《大丈夫日記》(監製) 

  《城市特警》(監製) 

  1989《英雄本色3-夕陽之歌》(製片、導演) 

  《喋血雙雄》(監製) 

  《義膽群英》(製片) 

  《夜驚魂》(監製) 

  1990《倩女幽魂2-人間道》(製片) 

  《中日南北合》(製片) 

  《笑傲江湖》(製片、合導) 

  1991《倩女幽魂3》(監製、編劇) 

  《財叔之橫掃千軍》(監製、合導、合編) 

  《黃飛鴻》(製片、導演) 

  《豪門夜宴》(合導)





1992《妖獸都市》(監製) 

  《黃飛鴻92之龍行天下》(監製、導演) 

  《笑傲江湖2-東方不敗》(監製) 

  《黃飛鴻2-男兒當自強》(監製、導演) 

  《棋王》(合導) 

  《新龍門客棧》(合製) 

  《雙龍會》(合導) 

  1993《東方不敗風雲再起》(監製) 

  《黃飛鴻3獅王爭霸》(監製) 

  《黃飛鴻4王者之風》(監製) 

  《新仙鶴神針》(監製) 

  《青蛇》(合製、導演) 

  《少年黃飛鴻之鐵馬騮》(監製) 

  1994《火燒紅蓮寺》(聯合製片) 

  1995《梁祝》(導演) 

  《金玉滿堂》(導演) 

  1996《花月佳期》(導演) 

  《刀》(導演) 

  1997《新上海灘》(監製) 

  《黑俠》(監製) 

  1998《大三元》(導演) 

  2000《黃飛鴻之西域雄獅》(製片) 

  2001《反擊王Double Team》(導演) 

  《小倩》(監製) 

  《KO雷霆一擊》(導演) 

  《順流逆流》(導演) 4,465,047 

  《老夫子2001》(監製) 

  《蜀山正傳》(導演) 

  《黑俠2》(導演) 

  2003《散打》(監製) 

  2009《七劍》(導演)









徐克訪談錄



《星庫》(下簡稱《星》):你1977年回香港是到了無線拍電視劇,當時有什麼感觸? 

  
徐克(下簡稱徐):拍電視劇時,我在想,電視劇是否可以有些不同的想法。然後我就接拍了一個長劇《家變》,那時最大的考驗是監製讓我做一個片頭,片子還沒拍出來,音樂也還沒做好。我想既然不知道節奏是什麼樣,那麼畫面就不能停,應該是不斷流動的。當時還沒有電腦,我就跟美工說,一張照片能不能把它切成幾百個小點,然後換成其他照片,美術部很痛苦。東西最後還是出來了,我覺得很好玩。 

  《星》:你又是通過什麼樣的機緣走入武俠天地的? 

  
徐:當時我和兩個編導來往很密切,一個是林嶺東,還有就是杜琪峰,杜琪峰當時還是副導演。我和林嶺東都想拍現代劇,林嶺東就接拍了一個警匪現代劇。我第一個接到的任務是梁羽生的《雲海玉弓緣》,我到清水灣去找張鑫炎導演,跟他談要怎麼拍武俠片。他當時在拍《白髮魔女傳》,我到他片場還很好奇,啊,這個就是拍電影的片場。不過後來《雲海玉弓 緣》沒拍成,接著安排我去拍古龍的小說《金刀情俠》。 

  很諷刺的是,我當時都不知道需要武術指導。劇組裏沒有武師,只有演員,所以這個戲拍出來就很奇怪,根本就不是武俠片。 

  其實我一直處在思維很混亂的狀態下。我老是覺得武俠電影可以不是這樣的,可以有更多的空間去發展。當然我佩服很多武俠導演,我特別敬佩胡鵬導演,很想知道他當時是怎樣在很原始的條件下,創造了一個《黃飛鴻》的系列出來;還有劉家良、袁和平、張徹,過去在武俠電影系列中建立不同作品和風格的導演。我覺得中國的歷史很長很宏大,可為的東西還很多。武俠也可以有它的內涵,古龍、金庸的武俠都有不同的風格。我就想嘗試用一種不同的觀點去看武俠,不是只打打殺殺的,是不是可以擺進一些現代的觀點,怎麼和現代的生活拉在一起,多產生點可以感覺的空間。我當時也是陰差陽錯地踏進了武俠圈,進入了一個所謂武俠的狀態,其實我比較喜歡的還是現實的東西,可是一直拍下去就回不去了。 





  《星》:你第一次拍武俠片是出於什麼想法? 

  徐:我的第一部武俠片《蝶變》是1979年拍的。後來我拍《倩女幽魂》,老闆說電視上古裝片那麼多了,觀眾都膩了,你還要拍古裝電影,簡直找死啊!我說這不是一個古裝時裝的問題,而是個心態問題,現在人們需要一種浪漫情感的東西,我覺得聊齋是一個可以好好利用的故事。 

  過了一陣子又想拍武俠電影,當時已經很久沒有人拍了,因為金庸小說改編成電影從來就沒有成功過。一是它的人物很多,沒法取捨;第二是故事複雜;第三篇幅很長。拍完《笑傲江湖》我突然明白了,八十年代剛好是一個時局不穩的年代,人們那種身不由己的江湖感覺跟小說非常相似。而且小說裏的幾個人物也很好看,岳不群也好,任我行也好,東方不敗也好,這幾個人物都在奠定著我們對這個時代的困惑和迷茫,裏面有一種解脫。 

  我也很羨慕當時很多人拍了很好的片,許鞍華拍了《瘋劫》,章國明拍了《點指兵兵》,還有嚴浩、譚家明等等,可卻老是找我去拍武俠劇。當時我想拍一個諷刺劇,血腥暴力、帶有一種黑色幽默,現在看有點可笑的原因是誇張的那種程度已經變成一個喜劇了,血多得已經不像血了,像水一樣流。《第一類型危險》之後拍了《鬼馬智多星》,轉變很大,只能說那個階段那種情緒已過去了。在《第一類型危險》中,以負面角度看生命,而《鬼馬智多星》看似鬧劇,其實用幽默態度看人生,加入了幽默感、浪漫感。








《星》:你怎麼會對武俠片保持這麼長久的興趣? 

  徐:其實很簡單,就像中國菜一樣。可能西方人要吃東西,想了大半天就是沙拉和牛排,而我們不用動腦筋就能想到一堆可以吃的東西。我以前就跟日本人說過,你們除了拉麵和生魚片,就沒想過吃別的東西嗎?武術也一樣,它在其他地方沒有中國這麼多門派,也沒有我們這麼精彩,冥冥之中好像有人在背後設計這些東西。但是在不斷洋化的近代史裏,武術經常給人一種不大正規的感覺,很多人對武術甚至有種自卑感,反而是不少西方人把它看作是一種中國文化的象徵。 

  《星》:你的片子常給人特別的感覺,尤其是人物設置總能出人意料,你是如何把握的? 

  徐:我不知道,可能是因為從感性開始吧。我在拍《東方不敗》的時候,編劇老是覺得這個人物有問題,覺得“不成立不成立”,我就跟他說“成立成立”,當你看了林青霞之後你就知道其實什麼都是成立的。最後他們還是接受她了。一個天才演員的塑造能力是無窮的,有時候你在文字上未必能看到它成立的地方,但被天才演員表現出來,一切都是可能的,這就是電影的感性。 

  《星》:當時《笑傲江湖》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鳴,你是有意選這個小說來諷刺那個時代嗎? 

  徐:一開始做東西,永遠會有人問你為什麼這樣做,但到底為什麼其實你也解釋不了。因為在一個時代裏面,你對一個東西突然產生興趣可能不一定是有理性的,通常都是一種感性,你可能只是覺得很有趣。 

  比如《英雄本色》,當時我覺得那個時代需要人的諒解,因為那時人與人之間沒有了互相諒解,關懷、友誼、團結的力量都被否定了,所以就產生了《英雄本色》。其實這是一個提示,讓觀眾覺得心靈上得到填補,有種解脫的感覺。電影就是這樣的,一開始根本沒什麼理性,只是感性地這麼想,再挖掘下去,就會發現原來我們喜歡的是這個。 





  《星》:你曾經說過,李小龍是一位真正的偶像,關於他和成龍在如今國際功夫影壇上的地位,你怎麼評價? 

  徐:李小龍是一個偶像,他在電影上的魅力絕對是沒有人能代替的,現在有些人想模倣他,可是永遠沒有辦法做得到。 

  李小龍和成龍都是在西方有巨大影響的功夫巨星,但他們兩個是完全不同的類型。我覺得成龍是一個身段很敏捷的功夫演員,他有很多身段上的技術,是一個很重表演的演員,有一些基本的體能上的訓練;而李小龍就只有武功,他是一個武林中人。相比而言,李小龍更像是一個“俠”。李小龍自己創造了一個截拳道,他在世界上影響很大。雖然成龍現在的影響也很大,但李小龍在早年打開了一個西方人對東方了解的門,建立起一個偶像,這是一個不可磨滅的重要的事實,在電影歷史上是,在武林裏也是。



《星》:近年來除了昆汀的《殺死比爾》,還有張藝謀的《十面埋伏》和南韓的《清風明月》,也可以說颳起了武俠的一陣風氣,還有你曾經說過中國的武俠現在已經到了一個分水嶺,那麼你可以具體的說一說嗎? 

  徐: 我覺得武俠的文化其實一直都存在我們亞洲的事件裏面,只不過是在事件上,可能是因為現在亞洲電影裏面,已經是東方跟西方的做一個比較,混合在一起的交流的一個階段。那武俠片我覺得還是很浪漫,因為主要是我們亞洲的武俠世界裏有很多的這種特殊的特點,他的武俠世界等於是外國的科幻片一樣,那科幻因為代表了很多他的新的文化和浪漫的文化,一種重現的改變,你看《十面埋伏》也好,還是看《清風明月》也好,還有一個《殺死比爾》。我們當時開會也講過動畫片、卡通片啊,因為我們有些人是漫畫迷嘛,但有些人說我不看漫畫的,你覺得漫畫有什麼好看的,我們也解釋漫畫是怎麼回事,漫畫等於這種事情《殺死比爾》也好,《十面埋伏》也好,《清風明月》也好,他反映到在現實裏面,沒有發生的所謂一種情緒,從另一個手段去浪漫化,去激烈化,產生一種非邏輯的一種戲劇,這種非邏輯的戲劇也是漫畫的本身,也是武俠片的一個很重要的元素這樣子,他產生了一個超越了現實社會,一些很枯燥的這種處境啊,那你看我們生活就像這樣子,一般早晨8點起來上班,坐車,然後下午回來吃飯,晚上看電視,因為你生活裏面找尋一個心態上的另一個選擇的話,武俠片也好,科幻片也好,一種對比,就好像是陰陽的感覺啊,這種實在的東西跟很虛無的東西,一種心態上面的平衡,這是一個社會上的現象,也是人類的心理上的現象這樣子,所以你說西方有科幻,東方就有武俠,你說現在西方的科幻走另外一個階段,可能也是一個分水嶺的時間,對西方的科幻片開始覺得再沒有繼續發展下去的一個軌跡的話,那東方的武俠片會代替他在西方出現,我覺得是這種現象的出現,這種情況,那至於武俠片的分水嶺。 

  《星》:就是目前世界電影,主流電影還是類型電影為佔先,無論市場啊,還是現在電影節上展現的一些電影都是很強的,那麼我想對於中國人來說,像你說的科幻片不是我們最強的類型電影,西部片也不是我們最強的類型電影,我想武俠電影是中國最強的電影。 

  徐:那我想問你我們有東部片啊,就是說《雙旗鎮刀客》,這就是東部片啊,有很多這樣的故事,《新龍門客棧》也是在一個小鎮,然後所有的元素都來了,好的、壞的、復仇的,這些本來是本來我們文化裏面就有的。只不過是美國電影多,他們就叫西部片,我們少,所以就沒有叫出去,其實是我們先有東部片,他們才有西部片的。 

  這是市場主導的一個問題,主要的原因是因為西方的電影工業本身他的發行網路和他的基礎比東方電影就相對來說強的多,因為美國電影就是在50年代,後來到80年代都做出一個很強的走勢。那東方電影呢,因為東方電影在這個政治的狀態之下,好像就是說因為政治很多市場受到限制,所以很多電影在這種情況下都不是處在一個有利的條件下去發展,好像美國電影工業本身的發展這樣,其實對比一下,很多時候都會產生一個還沒有真正開始的感覺,在這種情況下,當美國電影做成一個好萊塢的道路去建設他的發行網路的時候,同一時間,我們還在建立我們的制度,這樣子。這種情況之下,美國本身的保護主義也好,有些地方的保護主義也好,也限制到這個電影進入市場的情況,是因為有了這個帶子,有了DVD,改革了市場發行的觀看的習慣,所以他們從帶子裏面看到原來亞洲電影也非常有趣呀,他們和喜歡看這種題材啊,各種處理手法等等,就產生了一個新的市場概念出來,出來這個市場概念,就出現這種現在東方和西方結合的這種現象,這個事情來講其實到現在很多發行商也好,很多投資者也好,也未必同意認可這個現象,他老覺得其實這是個暫時的狀態,不是個永久狀態。可是也有其他的投資者也好,一些發行商也好,覺得這是一個世界走勢,因為現在亞洲片慢慢從風格上也好,電影的本身水準也好,漸漸成熟,可以超越,不能說是競爭,可以超越某種西方電影本身的意識的話,其實他的走勢也很強,這種情況。 

  那我們回到那個問題上,你說的屬於分水嶺的一個時代,其實我覺得一直來我們講武俠,武俠動作片來講是經過很多年的變化,比如說40年代、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2000年到21世紀,這些變化裏面一直都出現一些很明顯的現象,比如說,我們有李小龍,有成龍,有李連杰,當初呢有紹氏的動作片,再早一點,比如說黑白的當時的黃飛鴻都有動作片,他的過程裏面看他轉變的因素,看他的原因,都是因為在某種情況之下,產生的幾個因素,一個因素就是他把這個武俠的世界用另一個手法產生出來的一個風格,這個風格觀眾覺得接受,就產生了新的武俠世界說,另一個呢,就是在這個武俠的技術上,做到一個技術上超越的一個成績。就舉個例子李小龍,我們看動作啊,沒有李小龍的那麼快,而且他的真實感很強,原因是這種技術上的東西讓我們感覺這個武俠世界是改變的,成龍他的跳來跳去啊,身手,讓你感覺這個武俠世界的改變,那這裡面也有個所謂我跟你們講的,所謂這種第三個元素的就是我們怎麼去處理武俠這個題材本身的一些手法,我們現在有幾個武術指導啊,袁和平、程曉東、袁奎、董偉等等,他們每個人都有他的手法,他們有他們對武俠世界的一個說故事的方式,在這種情況之下,你會覺得每一次出來的東西會產生另一種電影的真實感,另一個電影的效果,那個東西就是一個不同的現象出來了。比如說我們講《駭客帝國》空中一下子停下來,以前很多廣告片裏都有,因為出現在《駭客帝國》裏面就變成一個標誌,我們講到後來很多電影都是突然到空中停下來不動,那是因為表現方式也是一個技術問題,達到一個程度他會變成一種分野的標誌,一個界限,從此之後都開始用這個東西。但我當時講這個分野,分水嶺的時候,是因為我覺得是應該有個新的東西出來了,因為我們來到這個界限的時候已經開始不斷重復前面的東西,在不斷的重復前面的那些東西之後,如果作為觀眾我們還有很強烈的反映的話,當時還沒有到一個分水嶺的時候,當我們覺得開始是重復而且要求一個改變的話,那是一個分水嶺最重要的開始的時間。










《星》:那你覺得這個分水嶺是不是與技術有關呢? 

 徐:我覺得是觀念、技術跟這個說故事的方式都有關聯。 

  《星》:那你覺得昆汀的《殺死比爾》在這方面是不是就是一個很好的嘗試,因為你曾說過這部電影創造了一個新的文法和語言。 

  徐:我覺得產生一個新的語言是在東西方的混合體上,產生新的一個審美觀點出來,美學出來,那麼什麼叫做東西方的美學,因為我們知道有些事情是我們重復舊的,可是從一個現代的觀點講,其實我們去看這個事情的話,作為一種從過去到現在的一種文化比較,產生很妙的一個,帶有一點喜劇性,帶有一種自我招笑的成分裏面,他裏面很多事情都是講一些人物本身對一些過去的文化的一種關係,也有現代生活的一個對比,比如說《殺死比爾》第一集,烏瑪o瑟曼去殺一個女殺手,她女兒回來,她們兩個做母親,這等等,我覺得都是昆汀有的他在美學上製造出來的一種新的觀念。要我們中國人就打啊打,抓她的女兒威脅她的母親啊。你看他會跳出來,回到現實生活裏,說她們兩個還是女人,還是母親,然後還是打的很兇悍,然後把她媽媽殺死了,然後還對她女兒說,我叫什麼名字,反正你將來長大了,有什麼問題來找我。 

  《星》:昆汀的很多畫面是過去似曾相識的,但他們組合在一起的時候,又感覺他又是一個完全新的一個東西。 

  徐:所以我發現他的動作片不是他主要在美學上呈現的一個成績,我覺得他的成績是他把東方、西方文化處理在一個作品裏面,產生出來另一種觀眾欣賞的一個方式和角度,所以我覺得他是產生了一個新的現象出來,因為我們以前看戲沒有這樣看的嘛,現在變成這樣看的話就覺得又好笑,又幽默,又覺得很諷刺的,也有什麼都帶到裏面去。如果反映到現在的文化裏面去,也有很多過去現在東方、西方的混合體之後,我們對某種東西的接受程度抱有不同的態度,這些不同態度結合在一起,總體的感覺是這樣子的。就等於我們華語片裏面老是把地方性的語言給忽略了,這個不能忽略,比如我們現在任何一個事情我們講普通話也好,廣東話也好,講英文也好,基本都有我們的口音阿,我們的本地語言,可是我們偏偏在電影裏面忽略了這點。 




  《星》:那你能具體談一談《老男孩》這部電影的個人感受嗎?這很像你曾經拍過的類型片。 

  徐:我覺得這個導演是絕對有才華,而且才華很高的這樣一個導演,他拍這個題材的時候啊,他讓你感覺這個題材的拍法是完全不一樣,每一個處理的畫面都有很強烈的個人風格,讓你感覺到他的電影的處理手法是他的,就像在電影上簽了他的名字一樣,讓人能夠感受到他強烈的個人色彩。當然我們看過他以前的電影的話,也知道他是一個很知道這種題材上的感覺,他的重置,像《安全地帶》也好,還是《復仇交響曲》也好,他都做到一個,讓你感覺到他是一個很特別,特別不一樣的導演,而且這次他做的東西更不一樣,更不一樣的話,還是很強烈的!所以我覺得他是一個很有才華的導演,裏面還有很多幽默的地方,比如說螞蟻呀,一個臉,而且我覺得他的電影強調南北韓的那種文化也好,那種政治狀態裏面,壓抑的狀態,產生出來這種很激烈的性格,他的電影本身也反映出這種激烈的性格,過去的一句話產生出來最後的影響力,導致這個男人到最後要承受這麼大的罪惡感,甚至連累到下一代,我看這個電影的時候,實際上感受到的是上一代和這一代,這一代和下一代的關係,在南韓的這種政治狀態跟經濟狀態裏面,就這個狀態裏面要面對的一個很大的問題,其實最後阿,可能我個人的看法,他最後在雪地裏向北望的時候那感覺講述的還是導演本身的那個感覺,所以在電影這方面來講,我覺得他還是有這麼多的層次做出來。



《星》:但總體來講他還是一部類型電影? 

  徐:因為我們比較的時候,類型電影其實並不是我們覺得最主要的樣子,在整部戲裏面其實很多地方還是很誇張的,很誇張的比如說那個人在走廊裏面打那麼多的人話,他其實這個已經超自由的很瘋狂的精神狀態裏面去講那個壓抑的社會裏面,所產生出來一種人物的他的發泄和他要爆發出來的這種情緒呀,而且你看他的手法和強烈,跳樓啊,爆炸啊,都很強烈,他應該有很超現實的寫法,看這部電影就是我想起我看的那部電影《發條橙子》,我覺得其實是不同層次上的同類型的一個對這個世界的看法,而且就是他講的裏面有些話,認為螞蟻是怕孤獨所以是走在一起,所以他不能變,現實的社會使這裡面的人物處於一種很壓抑的政治狀態,經濟狀態裏面,他必須要跟著大眾來走,所以他裏面說,我雖然是一個不完美的人,可我還是有權力生存下去的,他在這樣一種狀態之下,他不需要證明自己多完美,可是他還是有一個人的平等的權力去生活下去。所以這一點來講是我們討論過程裏面知道這個戲裏麵包含的層次上,談的時候也談的很多,所以這本身就等於說我們很理解那個電影,我們理解的東西但是不是導演想要說的東西也不一定,不過至少我們討論的很多。 




  《星》:相比你以前的作品來說,《散打》算是個小製作,你當時為什麼會做這樣的嘗試呢? 

  徐:我覺得拍電影沒有大小之分。一方面不可能每個片子都需要很大的預算,另外從我這裡也想不斷嘗試新的做法,不要永遠都用一種樣式做出來,畢竟電影好玩才是最主要的。就拿《散打》來說,它在拍攝上有很多限制,整個比賽都在一個四方圍著繩纜的臺上裏進行,怎樣才能拍出緊張的感覺,其實非常具有挑戰性。 

  《星》:你是怎麼處理的? 

  徐:很難。我們最後是通過機位的變換和快速剪輯。不過無論是對自己來講,還是對功夫電影來講,散打都是一個很好的嘗試。現在散打已經是中國武術的一部分了,作為一個喜歡拍功夫戲的導演,我從裏面發現了很多以前不知道的有趣的東西。 

  比如說,我們的武術現在已經變成了一種表演,你翻360度,他翻360度,然後飛來飛去。其他國家的代表運動項目像泰拳、跆拳道、空手道什麼的,都是實戰的,他們是真的在舞臺上打,而中國就沒有。中國只有散打是真腿真拳的,它和西方觀眾從中國武俠片裏了解的武術完全不同。 

  《星》:《蜀山正傳》在很多影迷看來,是絕對被票房低估的一部影片,你怎麼看? 

  徐:很感謝大家這樣認為。《蜀山正傳》講的是“永恒”。當一個去到永恒,得到長生,但敵人會死、朋友會死、愛人會死的人,他會如何看這個世界呢?開心抑或不開心呢?《蜀山正傳》的故事是創作出來,不是原著小說。 

  飛天造型是《蜀山正傳》的最大特色,人物動不動就飛。人的能力及武器超乎想像,可以飛到另一空間、可以將一個人變大、可以移形換影、可以將另一處地方的力量吸幹……雖然在平常人眼中有點不正常,但我覺得這是一種浪漫。 

  至於《蜀山正傳》的特技,特技鏡頭約有1600個,分香港及美國兩地製作。溝通是最大難題,因為有太多特技超乎想像,以古天樂身上由72把飛刀組成的翼為例,畫圖固然可以畫出大約的形象,但那些飛刀的速度、重量及形態卻要憑空想出來。 






  《星》:你為何有興趣拍《黑俠Ⅱ》? 

  徐:有些東西在現代社會中消失得無影無蹤,“黑俠”是其中一種所謂的“現代英雄”。設計黑俠這個人物時,很多人問我黑俠跟現實社會是否有關連,但我覺得一個人物的魅力是要由創作過程中摸索出來的。



《星》:《順流逆流》、《老夫子》、《蜀山正傳》及《黑俠Ⅱ》是你好萊塢旅程結束後總結的產物嗎?旅程有帶來任何發現嗎? 

  徐: 在好萊塢拍戲時的工序很簡單:接劇本、拍攝、後期製作。制度太過健全令到一個導演似乎只是參與了一部電影的部分誕生過程。重返香港之後,我發覺自己又要再“打仗”。這幾部電影是我到達另一個階段後,希望用另一種方法去拍戲的產物。我希望我的電影能夠反映兩樣東西:一是週遭環境;二是我。這不是什麼偉大的想法。 

  《星》:導演最先知道電影的缺點,《七劍》這部電影的缺點在哪? 

  徐:《七劍》裏面最難處理的是人物。人的故事很多,在挑選的時候必須把握主幹,所以在七把劍裏面我們也要分主次,並沒有充分地描寫七把劍而是描寫七個人。比如說動作,如果七把劍出來打,那是一場很大(場面)的戲,七把劍都要照顧到,所以到情節裏還是有分主次。有時我覺得可惜,比如有三樣東西我們只能做一樣,其他兩樣我們不能動,原因就在於篇幅,而且做出來會變得很臃腫,太多東西。《七劍》在這一點上比較不好處理。我不斷糾纏在什麼要放棄,什麼要保留上。比如風火連城,他“死”了兩次,我們覺得他原來的“死”是很好看,但是因為篇幅有限,我們必須改成他要用另一種“死”法。將來要是有機會,我會讓大家看看全版本。 

  《星》:《七劍》在你的創作中佔一個什麼樣的地位? 

  徐:我覺得它是最新的狀態。人在經過很多階段以後,會有一個理念,就是怎樣用完全不同的方法去處理東西。好像現在的武俠世界做了很多相同的東西,而且我們在琢磨特點時一直朝著市場導向,我覺得電影要市場導向也要有個人風格。如何從飽滿狀態裏跳出來看這個類型的電影,這等於我另一個開始。 

  《星》:之前看過你的訪談說到《七劍》會跟我們現在的生活很接近,現在生活和武俠怎麼結合? 

  徐:我覺得《七劍》和我以往的武俠電影很不一樣,過去我的電影會和現實生活比較脫離,但《七劍》跟我們的生活比較接近,主要在寫人的價值觀的或者感情方面的東西。我覺得人在社會裏面都會面對一些生活和事業壓力,在《七劍》裏面的人物都會遇到。過往,我們所謂江湖武林是講一些恩仇的關係,反而《七劍》講的是靠近我們現實的一些想法,我在琢磨,能不能把感受變成武俠?其實我們現在的生活,也讓人感覺到身在江湖,只不過我們沒有所謂這種武俠人物出現而已。 

  《星》:具體在人物設置上怎麼結合? 

  徐:其實這裡面的反派風火連城就是一個企業家,他組織了一個力量,這個力量可以替他賺錢,他很有企業發展經銷的能力。不但可以做談判,還做一些很有經營頭腦的行為。其實在那個武俠世界裏,還是個經濟主導的世界,一個武林高手沒有經濟能力的話,也會有生活壓力。大俠也要掙錢,這種概念是,一個劍客一輩子,他怎麼來面對當前的生活?比如說他曾是個武林高手,殺過很多人,那他往後就不再殺人了,當他要重入江湖,就要面對很多壓力,要過自己那關。 






  《星》:這裡面有你的人生體驗嗎? 

  徐:有,我是導演,也有自己的公司。在寫這個劇本時,已經把感受投射進去,每個角落都有。我希望在《七劍》的武俠世界裏面,觀眾會有一種人生體驗,生活感受。武俠其實是我們平時生活的一種心態的平衡,有時我們追尋一些激情,追尋一種精神解脫,所以進入武俠世界裏,而武俠世界有很多類型,《七劍》就接近這種生活化的感覺。 

  《星》:如果您把風火連城形容為一個企業家的話,您會把這些大俠形容為現代生活的什麼角色? 

  徐:很不現實的藝術家(笑)。和我會有點兒相似,都是憑著熱情去做事,自己覺得很正義感地去做一些跟他沒關係的事情(笑)。但我覺得這個世界挺需要這種人,有了他們,世界才有了很多不同的可能。我們現在的世界都給企業家設定了,很規律化,也很枯燥乏味,現代的流行文化每年都有設定好的產品,可是一些比較脫軌的藝術家會有奇怪的想法,不論音樂也好,電影也好,會讓我們整個感覺不一樣。在這一點上,《七劍》就是給人這種感覺的。



《星》:這部片子比較少用特技,武打都比較真實。它真實到什麼程度? 

  徐:武俠世界怎麼真實它還是武俠世界,不會真實得像你在街上看到打架那樣。但它給你的感覺就是一個武林高手,他能做的難度一般人做不到。好像看奧林匹克,一個高手運動員能做的動作會讓你吃驚,可是你不會要求普通人去做。我覺得武林世界也是運動場,對於運動也好,對於戰鬥力策略也好,它本身就有一個對戰、決鬥的感覺。《七劍》的動作其實就是顯示人的弱點,一般的武林世界就是一直在打,沒有確定人有沒有什麼弱點,但《七劍》裏面把人的限制性提出來了。就是說,你可以是個武林高手,可是在打鬥時如果你的戰略失敗,你會碰到很多問題。你可能會遇到一個人,他的武功未必高,可是他的戰略很高,他完全可以把你的兵器奪走。比如在一場戲裏,甄子丹和孫紅雷打,甄子丹武功很高,可是孫紅雷能夠一下子把他的劍拿走,很意外的。 



 


  《星》:楊採妮扮演的武元英在片中有抽煙斗嚼煙絲的細節,這是她第二次在你電影中以中性形象出場,為什麼又設定她為中性氣質? 

  徐:其實說不上中性。她的男朋友是陸毅嘛,一個年輕人生活在那樣的環境,我感覺她就會去做男人喜歡的事,比如抽煙斗啊,嚼煙絲啊,或者練武啊,去認識新的女朋友啊(笑)。她的劍叫“天瀑劍”,兩邊滑動,攻防一體,很難揣摩劍的動態,用這把劍的人如果沒有彈性反而會傷了自己。用那把劍的人一定要放開所謂看事情的角度,武元英以前不會放開看,她用那把劍時就領悟到了,原來生命不是在看一個東西,而是在看整個生命。楊採妮的外形給人感覺很柔弱,但在戲裏就要把這感覺改掉,要獨立,我想她是比較辛苦,因為跟人對打時這個女俠每次都不成功,每次都很危險。這個人物讓你感覺到她的成長是從失敗中來的,我挺喜歡這個角色,武俠世界不一定永遠是打鬥,也和人物情懷成長有關。所以最後她跟著其他六劍出發到別處,她的一番話也挺(讓人)感動的。她覺得自己要去見識一下,不要呆在一個角落裏不出去。 

  《星》:七把劍都是你自己設計的,構思從哪兒來? 

  徐:我不懂,不算是懂劍(笑)。但我很喜歡劍,也很喜歡耍劍的人,所以會有比較多的想法。為什麼會是七把劍?不是六把或是八把?七把劍的互相關係是什麼?當時我們是想這七把劍相當於一個小縱隊,每個人在什麼位置,有什麼功能,就像踢足球有前鋒、後衛等等,所以設計出七把不同性質以及精神狀態不大一樣的劍。一開始我從特工隊、遊擊隊那種感覺去想的。然後再從人物性格去想。每把劍給的人物都有它的意思在裏面,根據劇情需要,劍在他手上會變成這樣,故事發展就會怎麼樣,這點是反反覆復的。 

  《星》:最先確定的是哪把劍? 

  徐:是甄子丹的由龍劍。這把劍是最鋒利,也殺氣最重。它會響,原因在於劍就是人,人是有不停頻率的生物,我們現在看不到,但是我們心臟、脈搏在跳,血在流,我就想設計成劍會產生一種頻率,它一響別人知道它在那裏就會躲開,避免屠殺太多人。第二把設計的劍是青幹劍,我把青幹劍做成跟由龍劍完全相反的劍,因為由龍劍很精緻、複雜,而且是一把很高貴的劍,是王者的劍。青幹劍完全是爛鐵,連劍形都看不出來。在我的設計裏這把劍會反光,可是在電影裏我們沒採取這個。青幹劍是一把帶磁性的劍,而且這把劍是用天上的隕石打出來的,它本身的金屬很堅固,所以不易打造,師傅打了很久才打了一半。可是因為應急,就讓楊雲驄帶下山了。 






  《星》:聽說如果讓你選擇,這是你最想選擇的劍,為什麼? 

  徐:對。我喜歡不是一眼能看出來的事。我比較喜歡它的可能性的空間,因為它讓你有很多幻想。它只拔過一次。這個一次太重要了。而且這個劍看來完全不讓人喜歡,因為似乎殺傷力很重,所以沒人提防它,也沒人對它感興趣。這把劍就精彩在這裡。 

  《星》:你允許演員有這種即興發揮,出乎您意料的也可以? 

  徐:是。導演一個腦袋裏想的東西不可能包含一切。還有一個必要性是演員本身也要把自己的血肉加在角色裏面。我選演員有幾個可能。一是從演員身上找這個人物,也有可能是人物接近誰就找誰,也有可能是這個人演得很特別,就是說沒人想到他會這樣演,舉個例子,東方不敗,沒有人想到林青霞會演好。



《星》:《七劍》和你的《刀》,在風格上有沒有對比和延續的關係? 

  徐:《刀》也寫實,它是一種暴力的寫實,裏面也牽涉到一種人的獸性。《七劍》的寫實是獸性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其他都是在描寫人的精神狀態。 

  《星》:您覺得刀跟劍這兩種兵器最大的對比是什麼? 

  徐:我覺得刀是攻擊性的兵器,劍除了攻擊,還有其他意義,它能代表王者風範,包括修養和內涵。劍比較薄,不是可以痛擊的那種兵器,很有戰略性空間,所以比其他兵器難處理。劍成為兵器之王是因為它能用最少的動作、最短的時間產生最具破壞力的攻勢。劍法,是說人要以性情潛意識修為和技術並行修練,劍客要心懷城府,要有王者之風。 






  《星》:你怎麼看待“武”和“俠”? 

  徐:在現代社會裏,“武”和“俠”是不存在的。在現實社會,“武”是本領,“俠”是希望。“武”包括了一切科技的發明和知識,“俠”就是宗教、信念、或者法律。我想借《七劍》給觀眾不同的感受,武俠文化中最重要的元素就是武術,武術源於生活,裏面有文學、醫學、思想和夢想。《七劍》不是描述英雄的電影,而是敘述人如何去挑戰自己,然後成為英雄的電影。 

  《星》:如果不拍電影的話,你會做什麼? 

  徐:畫畫。我喜歡畫人。












資料來源: 星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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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月21日 星期四

TAIWAN ▎李安 Ang Lee





關於李安





李安這樣的導演是值得尊敬的。一個對中西文化都有浸染的“文人導演”,能夠堅守住人文的態度和對人性的思考是讓人敬佩的,能夠在與西方的溝通中獲得前所未有的成功是令人羨慕的。電影的衡量標準有很多,奧斯卡的、戛納的、柏林的、威尼斯的……但是做好電影的態度都是一樣的,李安對待文化的專注和看待世界的眼光,讓他擁有了一片很大的江湖。在世界範圍內,不會被任何專家和觀眾忽視的華人導演,現在還只有一個,就是李安。 

  最初,李安用的是最直接、最簡單的辦法來展現自己中西合璧的氣質。李安的前兩部長片《推手》和《喜宴》中個人生活的影子非常明顯,非常取巧地選擇了在國外的中國人這一場景。第三部《飲食男女》回到了台灣,把地域衝突換成了代際衝突,衝擊片中大家庭傳統關係的,很明顯是來自西方的現代觀念。由於這三部電影都突出塑造了郎雄扮演的“父親”形象,被稱為李安的“父親三部曲”。 

  《飲食男女》獲得了1994年的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提名,也敲開了好萊塢的大門。第二年,李安執導了自己的第一部英語長片---根據簡·奧斯汀名著改編的《理智與情感》。他在這個西方故事裏找到了東方式的細膩,在他的電影裏,英國的莊園成了《紅樓夢》裏的大觀園,每個角色的一顰一笑都氣韻流長。 

  叫好又叫座的《理智與情感》打響了李安的好萊塢頭炮,不過在此之後,李安並沒有乘勝追擊,繼續拍攝有大眾影響力的片子,而是選擇了兩個相當小眾的題材。1997年的《冰風暴》表現的是上世紀70年代美國中產階級家庭的倫理崩潰,1999年的《與魔鬼同騎》講的是南北戰爭中的道德悖論。這兩部影片也是和中國完全不相干,但浸透其中的,卻是李安對倫理和道德的關懷。 

  2000年開始,李安有一個向商業電影的轉向,《臥虎藏龍》在世界範圍內掀起了新一輪的武俠風潮,《綠巨人》則趕了一趟好萊塢的漫畫電影熱。儘管兩部影片有著非常明確的商業計算,但李安還是成功地給片子打上了自己的烙印,兩片可能是在各自類型中最具人文精神的例子。《臥》、《綠》兩片也是李安作品得以在內地公映的兩部。 

  2009年,新片《斷背山》改編自著名短篇小說的“斷背山”,在第62屆威尼斯影展中榮獲最佳影片金獅獎,第63屆金球獎上奪得最佳導演、最佳電影。此片自上映以來備受矚目,更成為第78屆奧斯卡的贏家。 

  就像大多數人所知道的那樣,《推手》和《喜宴》之前,李安有6年“蝸居”家中的生涯。李安自1984年于紐約大學電影學院畢業,取得碩士學位。1985年2月他躊躇滿志要回台灣發展,行李運往港口的前一夜,當時美國三大電影經紀公司之一的威廉·莫裏斯經紀人看了他的畢業作品《分界線》,當場與他簽約,並對他說:“你在美國一定沒問題,如果有,那是他們的問題,不是你的問題。” 

  誰知一等就是6年。6年裏,李安做過的最接近片場的工作就是在倉庫裏看攝影器材。對李安來說,這個壓力是沉重的,尤其是面對父親。作為台灣一所重點中學的校長,李安父親對李安的期望是完全中國士大夫式的,他對李安的期望是出國讀書,然後回國做大學戲劇系教授。李安學戲劇、電影,父親雖然答應支援,心裏卻一直很矛盾。據說楊德昌得了獎,他媽媽說:“你今年幾歲了?得了獎,應該找個正經工作做了吧。”而李安在拍攝《理智與情感》期間,他父親說:“等你拍到50歲,應該拿了奧斯卡,到時候就教書去吧。” 

  因此,從1990年的《推手》,到1994年的《飲食男女》,都是探討父親與家庭關係,被稱為“父親三部曲”。李安說,對於《喜宴》,他自己最感動的一幕,是唐人街飯店老闆老陳在幫昔日老長官操辦完婚事後,站在電梯口目送長官。長官要和老陳握手,老陳不敢。偉同的父親只有默默地拍拍老陳的手——“一切盡在不言中,一個‘忠’字一個‘孝’字統治了我們中國人好幾千年吶。”在《喜宴》裏,李安創造了一個非常中國的“圓滿結局”:偉同的父親找賽門談話,拍拍他的手,算是默認了。偉同才知道,父親原來什麼都知道。李安認為,這才是中國人,尤其是父親一輩中國人的處理方式--什麼都知道,但是為了大家的和諧,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喜宴》裏,李安自己也忍不住出場,說了一句臺詞:“那是中國人5000年來的性壓抑。”後來,李安說:“這句話我憋在心裏很久了,不吐不快。” 

  “性”,是李安經歷的第一個文化衝擊。李安在藝專的時候,有一個叫做鄧綏寧的老師,他講過:“和尚和尼姑的戲沒有什麼好看的,但是花和尚遇上浪尼姑,就好看了。”這個道理,李安是1977年到美國伊利諾大學學習戲劇時才明白的。在美國,老師談的很多東西,都是“性”與戲劇的關係。李安發現:“性是家庭的根源,家庭營造了合法的性關係,有了孩子,才能代代相傳。但是在中國家庭裏,性是一個禁忌,父母從來不和孩子討論。”這種對禁忌矛盾的發現成就了1994年的《飲食男女》。《飲食男女》的編劇王蕙玲把這部電影概括為:“謊言和犧牲意識架構起來的食不知味的空虛人生。”正如王蕙玲所概括的那樣,《飲食男女》有趣地反映了中國人的狀態:“吃是臺面上的東西,慾望、男女則是臺面下的東西,臺面下的東西永遠不能拿到臺面上來討論。”2000年,李安把這種關係引入了《臥虎藏龍》:“男師父和女弟子,這種關係是有趣的。李慕白一心要收玉嬌龍為徒,他收的是什麼徒?但是只有收徒,才是可以拿到臺面上來說的。” 

  李安對李慕白的興趣在於,一個“練神還虛”的大俠,在將要引退的時候,卻被人引起了慾望,他要怎樣面對這種慾望?在中國傳統小說裏,當一個大俠面對道德衝突時,自然會有人出來幫他解決掉,但是李安要的是:“我希望看到大俠真正面對武藝與武德的衝突。”在《臥虎藏龍》裏,處處看得出《理智與情感》的影響,在解釋俞秀蓮這個角色的時候,李安甚至會說:“俞秀蓮就是《理智與情感》中艾瑪·湯普森那個‘理性’的角色。” 

  《理智與情感》是李安執導的第一部好萊塢大製作電影,也是李安第一次用英文拍片。李安一度不能確定哥倫比亞公司為什麼找他,看劇本看到一半的時候,他發現:“其實我前面拍的片子都是在‘理性’和‘感性’之間的掙扎,這兩種元素正是生活底層的暗流,就像‘陰陽’與‘飲食男女’一樣。只是沒有簡·奧斯汀那樣一針扎得透徹。” 

  李安的偉大之處更在於,他永遠不會把電影拍得多麼高高在上、自說自話,你願意多想的話,便總能想到很多幽深的意味,你要是懶得琢磨,也一樣能被豐滿合理的故事和流暢自然的技法所打動,就像很多媒體所評價的那樣,“用東方的委婉平和來表達對世界的認識”,始終是李安成功的秘訣。 

  在《斷背山》中,克制而抒情的情感表達把如此敏感的同性戀命題大而化之為委婉細膩、感人至深的人類愛情。讓觀眾揪心並潸然落淚的是兩個在西部粗糲環境和傷痛童年記憶擠壓下寡言少語、性格堅強的男人,如何為理想愛情而寂寞掙扎並在覆滅中執著堅守。每一個理智和情感的對決瞬間:世俗壓力下爭吵毆打後的緊緊相擁,涕淚交加間的深情熱吻,偷偷摸摸的歡愉愛欲,遮遮掩掩的揪心牽掛,都指向不知所終的悲劇宿命。也許,再纏綿悱惻的愛情也難以改變這個世界,或者這個世界的某些潛規則,更何況、這樣一份同性之間的愛情。 

  李安作為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熏陶的華人,他的影片總不免關乎倫理,所有的視角都充滿了二元對立。《斷背山》儘管具有美國西部風情,相愛的兩個男人遭遇的仍是理智與感性的倫理困境。其中,張揚而率直的傑克在愛情中更感性,更理想主義,也更樂於面對真實內心,甚至願意向世俗挑戰,和埃尼斯共度一生。理智、隱忍的埃尼斯則飽經風霜、沉默內向,幼時所見的同性戀遭放逐,被毆打致死的場景,一直成為他童年的夢魘。埃尼斯成為愛情中的現實主義者和克制壓抑者,他只能把最美好的那部分生活小心翼翼地藏起來。 

  李安以對傷感體驗的敦厚把握,以一個東方人特有的內斂的情緒表達,書寫出一曲悲愴的愛情輓歌,達到東方唯美、西部滄桑的完美融合。兩個孤獨的男人在蔥山綠水茂林藍天下,為一份深沉的愛戀承受著壓力和煎熬。沒有激烈的情節衝突,只有生活的自然流淌,內心的隱秘掙扎,性格剛硬的男人間原始的身體律動,柔情又熾熱的情感交融。 

  李安的獲獎顯示著中華文化和文學藝術,越來越與世界接軌和相融。中華文化的力量已經超越政治層面,將全球華人凝聚在一起。從這個意義上說,李安在致辭結束時用中文說“謝謝大家的關心”真是一字千鈞。




李安簡介





李安,1954年出生在台北,祖籍江西。1975年他自台灣大學藝術學院畢業,後前往美國留學。1983年畢業于紐約大學電影製作係。《分界線》(“FineLine”)作為其畢業作品,該片還獲紐約大學生電影節金獎作品獎及最佳導演獎。這段時間,他還參加了著名黑人導演斯派克·李反映學生生活的電影《Joe’s Bed-Stuy Barbershop:We Cut Heads》的攝製工作。 

  接下來的6年時間,他一直在美國從事電影劇本創作工作。期間,他仔細研究了好萊塢電影的劇本結構和製作方式,試圖將中國文化和美國文化有機地結合起來,創造一些全新的作品。1990年完成了劇本《推手》獲台灣地區優秀劇作獎,該劇本不僅為李安贏得了40萬元獎金,也使他獲得第一次獨立執導影片的機會。1992年,他親自執導了他的第一部作品《推手》。 

  由於《推手》的成功,李安再次獲得了執導電影的機會。第二部電影《喜宴》使李安在國際影視界的聲譽大振,一舉躍入世界知名導演行列。 

  成功地拍攝了《飲食男女》之後,李安跨進了好萊塢主流電影製作的大門,1995年他執導了他的第一部英語片《理智與情感》。1997年《冰風暴》的成功使李安在國際影視界聲譽大振,確立了他在好萊塢A級導演行列中的地位。此後,李安轉而嘗試他感興趣的西部,與前兩部英文影片相比,《與魔鬼共騎》並沒有引起大的反響。 

  2000年,從小就是個武俠迷的李安拍攝了《臥虎藏龍》。他將中國傳統文化融入一個曲折動人的悲情故事,將唯美的畫面和飄逸的武打相結,推出了一部新派武俠電影,贏得了西方觀眾的一致好評。該片不僅創下華語片在全球的賣座紀錄,還為他贏得了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遺憾的是在最佳導演的爭奪中,他敗給了斯蒂文·索德博格。2003年他第一次執導大投資大製作的影片,《綠巨人》的成功顯示出了他駕馭更多影片類型的可能。 

  2009年,他的《斷背山》獲得威尼斯電影節的金獅獎和金球獎。最後,他可能是第一位贏得奧斯卡最佳影片和最佳導演的華人導演。 

  作品列表 

  2009年《斷背山》 

  2003年《綠巨人》 

  2000年《臥虎藏龍》 

  1999年《與魔鬼共騎》 

  1997年《冰風暴》 

  1995年《理智與情感》 

  1994年《飲食男女》 

  1993年《喜宴》 

  1992年《推手》 

  1984年《分界線》 

  1982年《蔭涼湖畔》 

  獲獎記錄: 

  2006年因電影《斷背山》獲第63屆金球獎最佳劇情類影片、最佳導演、最佳劇本、最佳歌曲四項大獎,並獲第78屆奧斯卡最佳導演、原創配樂、改編劇本大獎。 

  2000年因電影《臥虎藏龍》獲第73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導演提名 

  2000年因電影《臥虎藏龍》獲第58屆金球獎最佳導演,美國“導演協會獎” 

  1995年因電影《理智與情感》獲美國全國影評協會和紐約電影評論家協會最佳導演 

  1993年因電影《喜宴》獲第三十屆台灣金馬獎最佳導演獎 

  1993年因電影《喜宴》獲柏林電影節金熊獎、西雅圖電影節最佳導演獎 

  1992年因電影《推手》獲台灣金馬獎最佳導演提名。











李安對話錄



《星》:外人看來你的個性儒雅恬淡,可你在獲得美國“導演協會獎”時,卻覺得自己一直以來很壓抑? 

  
李:因為我個性比較好,好人就壓抑,壞事做不出來,奔放的東西不見得是好的,所以常常會壓抑。 

  我從小就壓抑,當時我評斷一個人,只有兩個條件,一個是成績好不好,會不會讀書;第二是孝不孝順。孝順我沒有問題,但我成績不好,個子又很瘦小,所以很壓抑。 

  《星》:回顧過去,感覺你有一個思考者的靈魂,這些會不會成為你很大的一個創作來源? 

 
李:會啊,我創作時多愁善感。小時候我媽媽常說“你看葉子飄半天還不讀書”。 

  《星》:講講文化背景對你創作電影的重要性? 

  我個人覺得背景並不重要,就對美國文化的了解而言,土生土長的美國人比我更了解。我弟弟跟我是同樣的背景,或者我的同事跟我也是同樣的背景,大家都做一樣的事情。所以我覺得,還是對電影的創作力、表達力和你的工作能力更重要,這些是跳開文化背景的。 

  《星》:聽說你的大學沒有考好,太緊張了,所以到了藝術學校? 

  
李:是啊,反正第一次上舞臺我就知道比較喜歡,而且只要是做電影做戲劇的時候我這人就比較靈光,超出這方麵包括考學校、社交、生活啦,就不行。 

  在台灣藝術學校的學習經歷對我來說是個很大的轉變,七八年去到美國留學後,又在伊利諾大學念了兩年多的戲劇。 

  《星》:可以料想,美國的留學生活一定對你是個很大的衝擊,對你以後的創作也會產生很大的影響。 

 
李:頭兩年對我影響很大。東方的生活態度和西方很不一樣,這對我來講確實是個很大的衝擊。東方的傳統倫理哲學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比較壓抑和順服。西方就不是,比較表達自我,對壓抑的抗爭方式就是宣泄,這就增高了衝突,這就是戲劇。對我來說,東方的人生態度是非常反戲劇的,用西方的戲劇原理來講的話,不是有真正的戲劇衝突,只是故事性強而已。所以在以後的拍電影的時候,雖然我用的是東方的眼光,但在手法上基本用的是西方的戲劇形式。 

  除了西方文化的衝擊之外,這段時間我也看了很多在台灣看不到的書,老捨得書就看得最多,這方面的衝擊也是很大的,簡直是天地倒轉! 

  《星》:1980年開始學電影,在紐約學了幾年? 

  
李:3年,之後就待業了6年。在那段時間裏,我覺得對編劇、對電影的結構、市場運作的方式,都有了一些體會,因為是長片。雖然在學校拍短片時,你有才氣,有表達力,學生片拍得不錯,但畢竟是短片,具體到長片就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六年的時間裏,在這方面還是有些磨煉的。但大部分時間還是浪費了,在家裏煮飯。 

  《星》:不過我知道在這段時間裏,你寫了《喜宴》和《推手》這兩個劇本,尤其是《喜宴》,為你以後的電影事業鋪平了道路。 

  
李:這兩個劇本在台灣得了個劇本獎,《推手》得了第一名,賺了點稿費,《喜宴》才是我想拍的。台灣電影公司給了一小筆錢,讓我拍《推手》,我就請在美國的朋友也是我現在的合作者來當製片。這個片子在台灣得了“金馬獎”提名,票房還可以,打平,然後就有了機會拍《喜宴》。《喜宴》得了柏林的“金熊獎”,世界市場打開,於是就拍到現在。











《星》:《喜宴》是你的成名作,得了“金熊獎”並在世界範圍內都取得了很好的票房。我覺得這個題材是非常獨特的,很好奇你是怎麼想起描寫這樣一個同性戀的故事呢? 

  
李:這是朋友的故事。一個朋友告訴我,我們一個共同朋友的事情。他跟他的美國男朋友住在一起,在華盛頓市,他的父親是個將軍,他有三個姐妹。他媽媽天天要給他介紹女朋友,奇怪他怎麼過了三十歲還不結婚。他就一直瞞著,姐妹也都替他瞞著說“哥哥花”或者“弟弟花”,“女朋友太多不想定下來”。他父母到美國去住在他家,他就說那個男朋友是房東,家裏挂的和男朋友的照片都換下來,就像電影裏那樣。有一陣子他們幫一個女孩子辦綠卡,後來辦成沒有不曉得,反正有這麼一回事。後來我就想,這有意思呀,可以寫成一個劇本。本來這些不夠一個電影故事,有一天洗澡,突然有靈感,一想,如果結了婚,後半段不就出來了嗎?大概花了兩個月的時間把劇本寫出來,寫好以後放了5年都沒有拍。那個時候中文影片在美國拿不到錢,在台灣,同性戀題材也拿不到錢。我寫的《推手》在台灣參加劇本獎徵選,就把《喜宴》一併送去了。《推手》拍完,他們就說,繼續拍那個劇本吧,蠻有意思的。那個時候,台灣人的觀念裏已經對同性戀比較開放了。 

  《星》:你想通過這個故事告訴觀眾什麼呢? 

  
李:嚴格講這不是一部講同性戀的電影,如果是那樣的話也不會有那麼高的票房。一般觀眾都把它當成一個家庭劇來看。家裏有這樣一個問題,這些人將如何度過去,同時也檢驗一下我們中國的傳統倫理,主人公在這當中有一個何去何從的問題。你看到,故事裏的起因是假的,從頭到尾都是假的,可所有的人付出的感情都是真的。這跟我以前真假虛實、價值倒轉的經驗可能有關係──我們翻過來看,在同性戀的世界裏,我們認為的正常都是不正常的。所以我覺得,這是個反轉的情境,可以利用戲劇衝突的手段去探討人的問題,探討人性;從社會劇看是一個諷刺,從人性來講的話,我自己覺得還是蠻感人的。當然我不是同性戀,可是我會有別的問題。每個人每個家庭都有各種各樣的問題。當然,這個題材的戲劇效果和戲劇情境也很好。總之,你會覺得這是個可以work的東西。 

  《星》:我覺得你的影片是靠挖掘人性中非常普遍的東西來取勝的,而且我感覺儘管你的電影都很成功,但裏面並沒有浮躁的東西,而這些浮躁恰恰在一些中國電影裏很常見到。於是我想問問你,你在拍電影的時候最不能放棄的東西是什麼?或者說你最想表達的核心的東西是什麼? 

  
李:我想,不管怎麼樣變--一樣東西久了,不換藥,湯總要換一下,如果說有一些到現在還沒有變,或者說將來可能也不會變的話,我想可能就是人際關係吧。人際關係中的宗旨對照。在人際關係的這個範疇裏,所謂的宗旨是你需要自由,需要逃出來,這就是一個約束力,規矩,倫理。人不能孤獨地活著,總要和別人有關係,這就是人際關係。小到家庭、夫妻、朋友、大到國家、戰爭,人跟人都有關係,這是我有興趣的,可是人套在一個關系裏,你又覺得不自由,像呼吸一樣,吸一口呼一口,呼一口吸一口。到上部片子為止,都是這樣的細節,社會發生了變化,人產生了不適應,他做出了反映,說明白了就是變化的時代裏不變化的人的東西。大概就是這些,我一直感覺有興趣,我想關心,就像一般人一樣,對自己有關的事情,他會投入,也容易產生共鳴。所以我說.如果有什麼還沒有變的話,大概就是這些。其他的,我想花樣儘量翻新了,不破不立嘛! 






  《星》:說到《理智與情感》我同樣很好奇,我想知道在二十世紀末,你為什麼會對十八世紀初英國女作家奧斯丁的作品感興趣? 

  
李:理性與感性,你不管怎麼編,不出這兩個東西,我就是對這種最根本的東西很有興趣。其實《理智與情感》是唯一一個不是由我發展出來的劇本,這是人家看了《喜宴》以後來找我的。應該說很有緣份,因為我看了劇本的名字,突然有種恍然大悟的感覺:噢,其實我頭三部片子講的都是理性和感性的衝突。所以我說很有緣份。而且艾瑪--湯普森是個很好的演員,她寫了劇本,她來演出,又不在好萊塢拍,在英國拍,人家又捧著錢來,不然我是不會接受的。其實原著裏的東西我都滾瓜爛熟,就是用英文做一遍,可是以前我沒有做過那麼高水準的英文片,所以我拍這部片子是冒了一次險,對他們來說也是冒險。








《星》:對您個人影響較大的中國電影人是誰? 

  
李:中國導演裏,對我影響比較大的應該是李翰祥。因為以前看的電影很多是商業片,不會特別注意導演,他是我惟一很早就有印象的導演。他的片子不太一樣,所以你會注意到導演。他表現出對文化的興趣。後來還有胡金銓,香港電影對我的影響比較大。我看的香港電影比台灣電影還多。像胡金銓他們創造出來的影像,對我的影響,不止電影語言,包括表達情感的方式,對電影的理解。讓我覺得中國片就是這樣的,過去的中國是這樣的。 

  台灣導演有一位叫李行,他比較像內地的謝晉,電影味道很像,影響也很像。台灣叫健康寫實。他們的電影,對我們這些離開內地的台灣人有很大影響。台灣的文化也是繼承了中原的,但有一個斷層。當然,長大以後,我知道有些是真的,有些影像是創造出來的。他們身上還是有一種比較浪漫化的夢想。像李行拍的台灣的一些比較經典的電影,就是比較理想化的。後來我看到侯孝賢出來拍的片子,開始有現實主義,電影才跟生活現實發生比較大的關係。之前台灣的武俠片和瓊瑤片,電影和生活的關係是不大的。後來到美國,可以看到一些內地的電影。比如《高山下的花環》,還有《林家舖子》,印象都比較深刻。 

  《星》:印象比較深的老片子,比較有觸動的是哪幾部? 

  
李:港臺的話有《俠女》,還有《梁祝》。當時比較小,沒有什麼控制力,看完就哭。當然《梁祝》比較煽情,它是從內地的黃梅調中改編出來的。《俠女》感覺比較有藝術氣息。那時候台灣還不像八九十年代那麼商業化。那時候看還挺有意思的。 


  到美國以後,老片子像《十字街頭》覺得很好看,第一次看老片,這麼精彩的《十字街頭》!接下來就是《馬路天使》,是趙丹和周璇演的。“四季花開”那首歌使我蠻震驚的。它有義大利寫實片的味道。 

  比我後來在港臺看到的片子講究,又有社會意識。80年以後,看了《神女》,《林家鋪子》也看了,那時候第一次看,看得晚了一點,感覺上比較左派一點,比較收斂。後來看《小城之春》,雖然表演還是非常話劇式的,但那種戰後心理的體察非常難得。我覺得他們當時受到好萊塢、義大利寫實主義、德國表現派的影響都比較大,包括《夜半歌聲》,基本上是學西方,然後從自己的文化裏找東西。








《星》:您覺得中國電影最有意思的時候是哪個時期? 

  李:不太好講(笑)。我認為最有意思的還是90年代,不過這個話應該由後人來講,十年以後,大家來評價。我們現在還在從事這個事業,不應該由我們來講。還有一個時代就是30年代,中國電影剛剛有點樣子,有純真感。那時候還沒有市場,沒有自己的電影形式,也沒有意識形態,因此很純真。 

  不過說回來,整體上感覺比較好的還是90年代。就是1989年到2000年,中間這十年,從《紅高粱》到《臥虎藏龍》,還有《花樣年華》。商業上的大片、社會片、功夫片都在世界上有了影響力,從編劇到電影語言到內容,雖然還在學習世界語言,但在藝術上說是發酵了,80年代是在醞釀,90年代就形成了一個爆發。從那個時候起,世界上開始注意到中國電影這回事,中國電影也跟著整個世界的發展一起互動。 

  《星》:最近幾年,你對電影的表達和理解,在中西方的共鳴也越來越廣泛。回頭看自己這20來年的電影歷程,是否達到了自己最初的、最本源的想法呢? 

  
李:我也說不上來我還有什麼目標還有什麼片子要拍。當學生的時候沒想到能在美國拍,當時拍的片子都不可能在美國演。拍《推手》時還沒有這種想頭,只是想在台灣上映,我就很高興了。《推手》只有在台灣上映,在香港大概也上映過。一步一步走過來,我也沒有計劃。拍兩三部就開始往外擴展,找題材。使命感使我要面對很多人,處理很多人際關係,其實這個環境不是我想面對的。拍電影的人好像是導體。你們都比我們聰明。 

  有些東西我拍了以後,沒想到會被很多人訪問,為什麼做這個,為什麼做那個。不能不給答案啊,我這個人很老實的,人家怎麼問,我就要給人家很好的答案。他們滿不滿意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也等於是自己檢討。有時候也看別人寫我自己,我又多了一些了解,其實自己都不曉得或者沒有這個想頭的。 

  我跟人家分析、解釋的時候都很困難,道可道,非常道,把它講出來,就縮小了,越講越不值錢。有的導演高深莫測,戴副墨鏡,也講不出幾句話來。我做不到這樣。蔡明亮拍了一部電影《天邊一朵雲》,台灣的電影人、學者、專家開了個會討論了一個禮拜,最後恭請他去做結論。他一上去就說你們在講我的電影麼?又好氣又好笑!把那些人傷得不行!(笑)。 

  《星》:這樣一個轉型時期,對導演的創造力來講,其實是很大的挑戰,你怎麼看中國電影所面臨的問題和前景? 

  
李:我覺得現在是尷尬時期。以前受壓抑太長了,一下子積累了很多火氣,有火氣拍出來的電影就很好看。但是現在要滿足觀眾,光憑火氣是不夠的,需要重新摸索。包括作家,導演,演員,整個表演方式等都要摸索。它不是從藝術片,甚至去電視中找的,很難做,受到的幫助也很小。商業導演是有容乃大,容納很多東西,不是憑火氣一股熱血就可以搞定。 

  這是一個過渡的尷尬期。社會在轉型,觀眾也在轉型。我看現在一般的評論總是盯著這幾個人,有時候真是難為他們了,不能光靠那幾個人做事的,這對導演有很大壓力。導演也需要靠山靠水,也要吸收文化的養分,需要觀眾對他的回應。不是一個人就可以創作出大家都喜歡的作品。從中國百年來看,整個文化的成長,吸收,都需要檢討,匹夫有責嘛。導演只是泡沫,是浪花,而底下的海流才是最重要的。
















《星》:拍這部片子時你從原著中吸取了什麼又改動了什麼? 

  
李:劇本我接手時已經寫了4年,不知有多少稿了,籌備拍攝已經有15年了。劇本艾瑪--湯普森改編得還不錯,我去改寫就是做些電影化的處理,因為艾瑪她是演員。其實小說最讓我感動的地方,電影卻不容易拍,這是很可惜的。就像妹妹,本來她是最感性的,為了家裏她去嫁給那個老頭,最理性的姐姐,卻得到最浪漫的結局。原著裏那幾個男人都不是很成功,但你不能讓觀眾看個很煩的電影,所以就做過調整。比如那個男人雖然有老態,但他有另外的誠懇的味道,讓你感動。 

  《星》:就是妹妹的丈夫吧? 

  
李:丈夫,也包括其他男人。做為電影的觀賞性,你不能讓妹妹真的嫁給一個老頭,看到後來你還是要為她的結局高興。這也是電影製作沒有辦法的事情。 

  《星》:《冰風暴》這個題材是你選擇的嗎? 

  李:我在做第三部片子以後就從外面找題材了,我的生活經驗就那麼一些,繼續創作的話就需要反映別的題材,這是我的一個動力。這篇小說涉及到我許多東西。一部電影要兩個鐘頭,不光是故事、人物,它還允許你做一些電影手法,而且這個題材不是線性的,故事的拼湊方式像立體派的畫一樣,這對我很有吸引力,我希望做這個嘗試。同時它也是理性與感性,只不過你把它倒過來。 

  70年代那個時代很有吸引力,是美國由盛到衰關鍵的一年。經過60年代的熱情以後,受到backlash(背後的一擊),“水門”事件,越戰失敗,高等藝術走向普通藝術,個人意識抬頭,權威性解散。總統都可以撤謊,對美國這樣天真的國家來說,是個一次性的破滅。從來都沒有輸過,第一次輸掉,整個信心瓦解,這是美國夢的破滅。這之後,大家還不曉得該怎麼辦,只知道要新潮。父母在家庭裏面不能多管,要表現得自由;他們也不曉得怎樣應付和子女的關係,還有其他人際關係。這是個尷尬期,青黃不接。最尷尬的內容就是最好的戲劇內容。當然還有很多很多東西,講不完的,都在那個年代的轉變期,包括fashion,什麼都流行。所以說對那個時代我很有興趣,而且在電影裏可以做冰風暴。最重要的,這是由我第一次主控的電影,而不是電影主控我。 

  《星》:你認為拍電影時最大的樂趣是什麼? 

  
李:最大的樂趣是好玩,講意義是附帶的,如果嚴肅地講些道理就寫書好了。意義是我創作電影的原動力,沒有意義會覺得底氣不足,可是光有意義在後面,做做就不曉得在幹嘛。所以我覺得有些人的電影意義過重,有種責任感。但這些如果太超越樂趣的話,我覺得也就沒意思了。電話畢竟也是一種技術,這不能忽略,沒有技術怎麼叫藝術? 

  《星》:在美國,有很多中國人成功的例子,但像你這樣在美國這種電影大國裏佔有一席之地的人,我認為僅有你一個──我指的是藝術電影。我想問問你,你是怎樣跨越東西文化的障礙並把它們結合在一起的? 

  
李:這和個人機緣也有關係。我在美國讀書,拍學生片時沒有那麼多中國人,就開始拍美國人的東西,所以並不生疏。我的機緣就是正好有這些朋友,幫我選材,幫我看著,離譜的地方就告訴我。美國片有它的吸引力,因為是電影大國嘛,做主流電影沒有能超得過它的。所以有它的工業、發行,整個製作體系是很完整的,這也就是為什麼很多東西只有在美國片裏才能做的原因。這些,對拍電影的人是很有吸引力的。但有時我要撇掉它來製作中文片,一方面是自己文化的根,一方面也很自由。 

  《星》:你和許多國際大牌明星都合作過,和這些大明星合作你覺得有什麼經驗? 

  
李:你要利用和展示他們的魅力,不能光演戲,挖掘新鮮感是你主要的工作。明星本身有一種形象,你的電影就是要利用這種形象或者是反形象。








《星》:你如何選擇自己將要導演的作品,你的影片有一些什麼樣的特徵? 

李:我其實在內心把自己當作一個劇作家,我喜歡戲劇因素和衝突。我的影片也總是在於展示人在自由意志、社會壓力和義務之間的衝突。好人總是處於掙扎中,而我喜歡揭開貌似和諧的外表,探索不安的內層,而這往往可以通過展示人物如何不循規蹈矩來表達。我的電影中總有那麼一股壓抑的潛流,假如電影不觸及敏感或令人驚怕的主題,那是不會引起我的興趣的。 

  我在台灣的成長經歷令我感到自己更貼近這些故事。在我成長過程中,我對藝術的愛好總是受到壓制,因為周圍人都期望我會選擇一些“更為有用”的職業,比如醫生,等等。 

  《星》:你的電影具有如此強大感染力的原因之一,是你對細節和真實性的一絲不茍的關注,請問你如何讓自己沉浸于那些完全不同於自己成長背景的文化呢? 

  
李:不同的故事需要不同類型的表達,而我喜歡在不同類型中跳來跳去,這樣我就有機會和不同的社會和電影工作者共事。 

  就展現不同文化的真實性而言,我因為非常喜歡原作故事,剩下就是如何讓自己生存了。不熟悉的東西往往能夠吸引我,因為我想搞明白為什麼自己會被這些故事所感動。當我著迷時,我往往會忘記自己已經踏入了一個危險境地。當你缺乏了解時,總是覺得自己很笨,因此也總會有一個笨拙的學習過程。 

  《星》:很多亞洲或亞裔演員似乎只被限定演一種角色,或者只在一種電影或文化中出現,你是否也曾經感到被別人的期望所限制呢? 

 
李:人很容易被分文別類。這方面我比較自由,因為我是自己創作或者選擇題材。自從《喜宴》後,我就與國際發行商建立了聯繫,這使我在電影發行方面擁有更多的自由和自主權。我不拍好萊塢大片(《綠巨人》是個例外),而代價之一就是我們沒有太大的預算,費用方面需要很節儉。在亞洲電影工作者中,我的跨文化作品確實是比較獨特的。 

  我覺得自己就像滾石一樣,不喜歡生苔,總需要永遠保持新鮮。很多導演無法適應這種妥協,比如吳宇森也許想改變一下戲路,但肯定沒有人會出錢,這就使他無法拍出一些人們想要看得電影。 

  《星》:您是如何選擇《臥虎藏龍》這個武俠題材的? 

  
李:這個題材吸引我是因為女主角的戲重,這在武俠小說裏面很少見。 

  通常都是男性的幻想,大俠一般都是道德最好,武功最強,運氣也最好,所有的女孩都要追他,最後好幾個女孩子跟他在一起。所以這樣一個以女性為主的,我覺得很特別。當然還有其他的文化,比如舊社會一些古典美的東西,人情世故也很豐富,武打也不是很離譜,雖然有輕功,影片還是比較古樸。題材雖然以女性為主,但也適合男性偏年輕一點的觀眾,我們做這個戲,要求女性觀眾不能跑,男性觀眾也不能失望,談到這個片子的挑戰性,它的魅力就在這兒。 

  武俠片就像歌舞片武俠片就像歌舞片,比如黃梅調、地方戲或者西方的歌舞片,講著講著就唱起來、跳起來,用歌舞來表達,是個比較虛幻的世界。武俠片也有這種傾向,他裏面的打不是真打,不需要打痛,它是一種像舞蹈似的表達,是一種套招。其實套招就和編舞一樣,所以我覺得更像歌舞片,也是講著講著就“砰”地打起來了,進入另外一個世界,一個非常誇張的表演世界。這個本子我一直在體驗,用另外一種方式在體驗,你要做到真實的感受,常常你的手段不是真實的,是一種印象。 

  《星》:在演員的選擇上您是如何考慮的? 

 
李:我用的基本上不是武打演員,周潤發不可能像李連杰一樣打,他得做另外一種氣質,造型方面會好一點,鏡頭景別可以大一點,講究一點,武打方面更取巧一些,周潤發的眼神就可以發揮。 

  武俠片最近20年來,其實文人導的很少,都是武術指導,因為文人不懂打嘛。他們開玩笑說這樣拍片等於秀才造反。他們基本上是以打為主,所以文化氣息、戲劇氣息是很少的,而我的片子在這方面得到了加強。所以,我覺得第一個,在文戲,還有在武戲裏面的文戲,這方面如果做到的話,本身會是一個突破。武打的世界是一個內在性的外在表現,它呈現人物關係的對立。









《星》:小說《斷背山》吸引你的是什麼? 

  
李:我在北京柳成蔭文化發展中心石舟先生的推薦下先讀了英文原版小說,讀完之後,我哭了。至於為什麼如此打動我,我說不出。 

  我不敢多看小說,怕被文字強大的力量拴住,我從打動我的地方著手。我不想讓人感覺這是一般意義上的西部片,而是一個西部愛情故事;傳統西部片是人為創造的,跟真實的西部無關。我必須從文學和現實生活中汲取養料。 

  接著我又看拉拉裏和戴安娜寫的電影劇本,再次讓我感動。不過,當時一直沒有下定決心拍攝,直到兩年後,我問起詹姆斯有沒有人計劃拍攝這個故事,他對我說:“我們不能拍攝這個。”很幸運的是,當時我回答:“拍吧,這兩年這個故事一直在我心中回蕩,我無法忘掉它。”結果,詹姆斯給了我很大的支援。我們立刻著手準備工夫。當時我只有一個念頭,如果我不把這個故事以電影的手法表現出來,我會終身後悔的。 

  當然影片和短篇小說不同,因為我們無法把作者所描寫的主人公內心感受用畫面表現出來。所以呢,為了傳達出那種感受,那種非常隱私的感受,那種美國西部式的非語言文化,我得找到最適合電影的表現手法。於是我考察德州的一切,與牛仔們一起騎馬、交談,研究所有的細節乃至道具——比如,電鋸是原來劇本中沒有的,是考察中發現的,結果用在影片中十分出彩。“ 

  《星》:如何評價《斷臂山》的同性戀情? 

  
李:想創造出偉大的愛情故事,必須要有巨大的障礙。兩位主人公身在美國西部,當地存在男子氣概及傳統價值。因此,他們感受到的每一件事,都必須保持秘密。那是一種珍貴、他們無法言喻的特別事物。 

  《星》:你選擇演員的理由是? 

  李:在選擇演員的時候,我決定讓年輕的演員上陣。那是一個跨越了20年的故事。讓20幾歲的演員來演,他們擁有純潔和新鮮的感覺,而且十分清楚他們做的所有事情。結果我發現我的選擇是正確的。他們確實把這個效果發揮出來了。能夠讓年輕演員發揮潛質而且得到好評,這是對一個導演最好的回報了。 

  《星》:和傑克·吉倫荷(《後天》男主角)的合作感覺如何? 

  李:之前,我已經知道傑克·吉倫荷是一個很優秀的年輕演員。後來我和他在紐約碰面,他說:“我太想參與這部電影了。”因為,他同樣被電影中的感情所感動。 

  《星》:你如何評價另外一位男主角希斯·萊傑? 

  
李:同樣,我十分慶倖當初和希斯·萊傑合作。他帶著西部的氣息,是“西部”主題的接棒人。夠陽剛、深沉,但又很脆弱,能表達出對暴力之愛的恐懼。他同樣有過人的能量傳達出西部文學中那種世紀之交的感覺。 

  他的演技是渾然天成的,而且十分專注。在開機之前,他已經做足了所有的準備工夫,而且還給自己定了一個追求完美的目標。他經常和我討論他的角色,挖掘角色性格中的閃光點和內在的心理活動,為的就是讓自己更加傳神地演繹。希斯不僅將他自己的人格魅力充分發揮了出來,甚至可以說擔起了發揮整部影片的魅力的重任。他成功了! 

  他們真是很棒的一對兒。至於表演環節就不用說了,還是排練、探討、把角色合理化、研究心理狀態、改劇本、融入其中。






《星》:片中的懷俄明州也成了一個重要的角色…… 

  李:我認為美麗的浪漫需要質地。浪漫、愛都是抽象的概念,是種幻覺。我認為質地本身、環境本身會幫助渲染這些。它有助於讓我們看到它,感到它真實的存在。說到底,《斷背山》中人物和環境的混合是非常有趣的,後者很粗獷,前者很柔軟。這種奇異的組合很新鮮,能幫助我探索愛是什麼。 

  《星》:你怎樣看待美國的西部? 

  
李:西部吸引我的地方是它的浪漫,那沙漠、那空曠的空間和故事,還有熟悉。就像中國式的浪漫。而真實的西部對很多世人、甚至美國人來說都是陌生的。我們通過城市了解美國,通過好萊塢電影、電視了解西部。它保守的一面、神秘的一面在哪?我們每天都越來越清醒地意識到這個問題。 

  還有,我認為在西部文學或電影中,“空氣”是很重要的。天地間的風會把你吹瘋,《斷背山》裏也不斷有風吹著。 

  我們拍片的地方是全加拿大風最大的地方,並且那裏有全國最高的自殺率。 

  《星》:你怎麼把握性愛場景呢? 

 
李:我是個羞澀的人。拍攝性愛戲的辦法是,預先討論它。比如,這段戲放在劇情的哪一階段合適?有沒有人物的發展?精神狀態是怎樣?但我們不會試演,而是直接開機等演員交作業。我會跟他們說,如果你們自己都不信,那就沒人會信。所以你們必須感同身受。剩下的就是他們的任務了。 

  看到在帳篷裏的那場戲,我當時心說“好勇敢”,尤其是傑克。他捶打的方式。雖然是黑夜,但那場戲就在我眼前,所有細節都看得真真切切,手持攝影機離演員非常近。整個場景是一鏡到底。很多時候你看到拍得挺漂亮的激情戲,都是靠“暴露”完成,而這樣有私密感的東西是很少的。作為演員,他們很勇敢。 

  《星》:嗯,做愛場面很猛,傳說接吻的時候海斯·萊傑差點弄斷吉倫哈爾的鼻子? 

李:沒錯(笑)。我鼓勵他們吻得激情一點,我說,你們一輩子也不可能吻一個女人這麼用力了,所以,給我最英雄主義的吻!他們就這樣吻了,差點弄斷對方的鼻子。大家都是一笑而過。 

  《星》:片中最難拍的是什麼? 

  
李:技術上講,是時間。因為它是個很短的史詩故事。它是史詩,但是由短短的人生碎片組成的。一切都發生的很快。但在某一點上需要戲劇化的處理,比如20年過去了。要做到這一點,尤其是“變老”,你需要足夠的有細節。這樣你每次看到他們就能察覺出跟兩三年前見面時少了什麼。所以要用小東西填補時間的空隙,表演上也要注意足夠的細節,比如舉手投足、聲音。技術上講,這是最難的。但從整體氣質上講,把西部類型、西部生活和同性戀故事融合在一起,這對導演來講是最難的。 

  《星》:據說你曾表示這部電影是關於“愛之不可能”的,能仔細說說嗎? 

  
李:傑克和艾尼斯本來是可以生活在一起的,艾尼斯有機會讓這段關係走下去,但他沒有這麼做。這就是為什麼傑克在後面爆發:“我們剩下的只有斷背山?這是扯淡!”他們兩人都是同性戀,但一個傾向於冒險,另一個則偏向自我否定,最終接受的時候已經太晚了,他錯過了他。 

  所有人都曾經嚮往過愛情。也許有人曾經嘗試過愛情的滋味並且極力想留住;也許有人根本沒有擁有過愛情……那是一個很尖銳的故事——“將有、應該有、可以有……” 

  每個人都有秘密,但是我們是群居的動物,我們需要和其他人相處,而且要學會這種相處的方式。也許你可以說片中的主角生活在謊言中,因為他們必須這樣做。我認為他們已經有其他方法、其他選擇了。






《星》:你會把《斷背山》和《喜宴》稱作同性戀電影嗎? 

  
李:這是個很難回答的問題。拍電影要忠於我的感情。在這裡我借用了全世界通用的感情,不管你是同性戀還是異性戀,愛是一樣的。我想我借用了很多普世的感情來連接這兩個群體——比如中國的家庭劇元素、西方的浪漫元素。這是一部很好的同性戀電影,因為它站在路的正中。當一部電影讓我感到由衷的心儀時,我總是竭盡所能拍好。 

  《喜宴》是個家庭劇,最初是拍給台灣的主流觀眾看的,是部有關行為規範和社會評論的喜劇。《斷背山》講是一樁秘密的同性戀情,歸根結底是個愛情故事。 

  附《斷背山》劇情: 

  1963年的燦爛夏日,年輕的牛仔傑克·特維斯特(傑克·吉倫哈爾 飾)與恩尼斯·德爾瑪(希斯·萊吉爾飾)因同為牧場主喬·阿桂爾(蘭迪·奎德飾)打工而相識,空虛寂寥讓兩個19歲的青年彼此相愛了。 

  季節性放牧工作結束後,傑克成為得州的競技牛仔,依靠著妻子露琳家族的扶植而事業蒸蒸日上;留在牧場的恩尼斯迎娶了自幼相識的阿爾瑪(米歇爾·威廉姆斯飾)。彈指間四年過去了,飽受相思之苦的傑克給恩尼斯寄去賀卡,希望能見上一面。重逢後的傑克與恩尼斯深情擁吻,在隨後的十幾年中,傑克與恩尼斯都定期約會釣魚。表面上的婚姻讓阿爾瑪的內心苦楚不堪,她知道丈夫每年消失在斷背山中與老友傑克釣魚的真正原因,而傑克與恩尼斯也經受著同性戀所招致的世俗壓力。最終,廝守一生的願望因傑克的意外身亡而落空。在傑克去世後,恩尼斯來到了傑剋父母的農場,想把傑克的骨灰帶回到二人初識的斷背山。在傑克的房間裏,他發現了一個秘密:初識時他們各自穿過的襯衫被整齊地套在了同一個衣挂上。他意識到傑克是多麼愛他。但無論愛是怎樣的濃烈,最終見證它的只有那座壯美蒼鬱的斷背山。







資料來源: 星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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